在中国的网络上，民族问题一直是个激烈争执的话题，在中国现代，在个别地区，民族问题也依然是个尖锐的矛盾问题。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冷战后，原本掩藏在冷战剧烈对抗下的民族矛盾在全球普遍爆发。中东地区矛盾日益激烈，冷战后十余年间连年战火纷飞。巴尔干半岛冲突不断，成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阿富汗、本拉登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绝好借口与梦魇。最近一段，又是土耳其和PPK之间爆发了激烈战斗。甚至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也无力避免。两次车臣战争让俄军本质上的虚弱彻底暴露，前苏联各加盟国家离心离德，甚至满怀历史宿怨。而在非洲，冲突和动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某种程度上，民族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严峻问题。几乎所有的动荡和争端都或多或少隐含着民族问题的影子。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足以让世界担忧——毕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绝大部分重大战争都源于民族冲突——我们，会不会因为民族问题再次陷入一场大战？
中国位于东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后劲最强烈的地区。然而，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形势同样严峻。对内，56个民族中，个别民族地区在国外势力的暗中操纵下，原本潜伏的分裂主义分子大肆活动，尤其在宣传言论上，国外势力更是大加鼓动，例如笔者所知的满网、东北满族在线（笔者就是满族人）、汉网等，其背后都有东方某个岛国的影子。对外则更为复杂。既有如中俄边境问题之类的相对平静和温和，也有如中印、中缅边境的不确定，更有东海、南海的激烈争夺。于此，飘花更认为，不得不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民族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做？！
已知中国最早的居民，应当是中国本土起源的远古人类。从云南禄丰的拉玛古猿，到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至70万年前的蓝田人，北京人……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成了明晰的脉络。但可以确认和我们现代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的，则无疑是智人。周口店、丁村……中国境内这一时期的遗址就已经发现了百余处。每一处都显然是一个小小的聚落。
远古人群虽然是聚落而居，但显然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靠不上边。现代民族学家更强调“民族”的自身意识和文化对民族的积淀作用。因此，尽管这些聚落都是以严谨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但是却显然更应该以“家庭”或者是“氏族”来定义。
“民族”概念的形成在中国应该是在“三代”时期。历经夏、商两代，来自西北的西戎集团与中原本土的东夷集团在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两大部落集团之间经过征服、联盟、通婚，逐渐形成了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很显然，西戎集团和东夷集团的融合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其间必定夹杂了大量的征服和反征服，但最终，双方形成了彼此的认同，其主要手段无疑是通过混血和通婚。然而，此时的华夏族显然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松散集群。此时的华夏族，用今天的词汇定义，或许更应该定义为“族群”。记载的“阪泉之战”很可能其实就是黄帝所代表的诸夏部落与炎帝所代表的东夷部落的接触和征服战争，诸夏部落的胜利将这一部分东夷部落集团融合为自身的部落集团中，此后的“涿鹿之战”显然是逐步融合中的炎黄集团和东方蚩尤的另一部分东夷集团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和生产资源的对抗。而战败后的蚩尤部落一部分被融合，另一部分向南发生了大迁移，和部分南迁的炎黄后裔逐渐形成了“三苗”。有趣的是，本属同根同源的“华夏族”此后看待“三苗”恐怕就是“蛮族”了。事实上，此时各部落的冲突，更类似于后来西方希腊罗马文明时期的“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在“文明”和“野蛮”的各自内部，“民族问题”似乎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差异却被双方所公认，仅以战败的三苗部落为例，尽管战败后大部分蚩尤部落集团被融入炎黄部落集团，南方的三苗也在事实上归附中原民族的统治，然而双方之间的裂隙依然存在，在近二千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三苗后裔的楚依然处于华夏文明圈外。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可说是华夏族和三苗后裔的继续争夺，此种争夺，甚至到了两汉末年的百越反叛孙吴，南蛮叛蜀，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看作是早期“民族问题”的最后残余——这也是飘花将汉代视为汉族起源的根本原因。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此时不仅三苗这样的“蛮族”，甚至华夏族自身都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相差极大。其组织显然松散的多。尽管有血缘的联系产生相应的认同感，但以部落、氏族为单位的人民显然更重视各自的部落和氏族。而这些部落和氏族间也随着经济联系的密切与否，导致了血缘联系的逐渐紧密和疏远，显然最终出现了民族分化的裂解。原本作为华夏族两大主体的西戎（羌）和东夷融合部分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而各自部分与原来的母体却反而日益疏远。《孙子•行军篇》曾说：凡此四军之力，黄帝之所以胜四帝者也。显然，当时的华夏族群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其中显然会有这两个主要集团的母族——当然也包括蚩尤等。这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飘花认为，这显然表明了一个事实，经济发展客观上决定了民族的产生、融合和裂解。任何一个研究民族问题的人，都不能无视经济因素在其中产生的作用。而这一具体问题，飘花将在后面解释现代民族成因时具体讲到。
事实上，在古代，“民族”显然和“族群”、“部落”等无法分开，这些概念完全可以相互代用，显然，古代“民族”和今天的“民族”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古代的历史，大多已经湮灭于未知中，但是殷商以后的历史，却被先人们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尽管先人们当时也许并未想到他们所记载的平常事件却是后人最珍贵的历史，但后人们通过先人们卜祀等大事件的记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那个时代先人们的生活。
夏人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中央王国，夏禹被视为禅让制的“三代”之末和“家天下”之初。《史记》说：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鲧者，愿帝试之。”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
这段记载虽然是司马迁“遍访诸老”所得，但汉代无疑还保留下了大量的春秋战国乃至更早期的史料，通过这段记载，无疑可以确认，夏实际上是一个主修水利的部落，正是在水利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使得该部落具备了较强的农业生产实力，因而逐步在西戎部落的诸夏乃至整个华夏族群中建立了统治地位。而通过禅让和“家天下”的传说，我们完全可以推定，夏代的建立原因，正是部落集团制度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进步，逐渐产生了更大的融合度，形成了更为巨大的部落单体，当这个部落单体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原本简单的部落统治方式显然就无法再胜任了。仅举首领选定继承的方式来说，禅让制度显然是要建立在部落不大，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全部人员进行选择的情况下举行。然而，当部落大到足够的程度时，不要说首领自己，甚至“长老团”也无法全面的了解每一个部落成员，此时怎么能够保证选定的继承人能够让首领和部落全体成员确信此人能够担任好下一人部落领袖的职位？因此，经常跟随父亲的首领之子显然就有了更大的优势——信息优势，自然更容易在选举中被推选上来。这并不是什么私心作祟，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部落扩张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因此，“家天下”取代禅让制度必然也是一段长时间的过程。而今天从古代文献中推断出夏朝大概仅仅局限于今天河南一省的区域，大概也正是当时这一部落实际控制的区域。所谓“分封”诸侯，实际上都是夏这个超级部落周边大大小小的其他部落和氏族，但是处于同源或者是血脉通婚因素，服从夏这个超级部落的指挥。在某种意义上说，夏朝是部落集团向国家发展的原始阶段，还处于浑噩期。此时，夏及周边的各部落之间，显然也未必有现代民族的观念。而古代历史的记载中，夏王朝的君王也曾几次失位，却都能通过联系其他忠于“王室”的“诸侯”复位。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夏王朝所属的西戎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也显然能够看出通婚和血裔在中国古代民族被普遍认同。
殷商推翻夏的统治，实际上是早期华夏族的内部纷争，是两大派系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夏人无疑是西戎集团的领导层，而殷商实力恐怕也未见得弱小。从“玄鸟生商”的记载无疑可以判断，商部落应当是东夷集团的领袖。殷商应当是纠合东夷集团的力量，趁诸夏南征大军主力在外的时机偷袭了夏的王城。然而，从夏王桀仅仅是被放逐可以推断：诸夏虽然失败，但实力仍旧强大，且西戎集团和东夷集团也并不认同将已经结合的两部再次分裂。因此，殷商立国从王朝史上看是取代了夏王朝，但从民族学的角度说，不过是族群内部的领导权力争夺。而且也并未发生严重的分裂。但此次夺权显然起到了一个恶劣的榜样，后来周灭殷商显然是沿袭了殷商亡夏的步骤与方针。
从出土的大量文物判断，与夏部落是农耕部落有所区别，殷商显然是具备广泛交易能力的部落，似乎早期的原始货币也已经诞生。因此，殷商的影响力大概远远超过夏王朝，今天考证，殷商所控制的疆域东到海滨（因为发现了大量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西到山西等地、北抵燕山、南达江淮。而此时的各周边部落似乎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但整体说来，与夏代似乎无太大区别。甚至于通过大量流传下来的卜筮，还可知道商部落的直属领地未必很巨大——生产力决定其不可能建立范围过大的国家，因为无法有效控制。周边的“方国”——即其他部落同夏王朝类似，仍然是各行其是，甚至某些情况下仍然会与商王朝发生战争，如鬼方似乎即为商之劲敌。《周易•既济》说：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见商人曾为控制周边方国付出重大代价。
无论是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还是民族融合程度上说，夏商其实都是一个阶段，这两个朝代将华夏族群的权力完全推广至今天所说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比较严密完整的政权架构，有着较为丰富的资源，形成了先进的文化体系。这一切都给了未来的统治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周！
《史记•周本纪》考订周代始祖后稷是“三代”人物，则说明周部落可能也是一个有长期历史的部落，大概与夏部落一般是诸夏西戎集团的一个分支。周部落是怎么定居在岐山脚下的，其余其他部落、始祖关系如何演变发展，今天已不可考。但《竹书纪年》、《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族祖先古公亶父在殷早期受殷商控制，立国岐下（但似乎曾北去过），到公刘趁盘庚迁殷的变乱开始南向发展，殷商此时忙于自身事务，显然放松了对周族的压制，周族趁机开始积攒实力。
周族积攒实力显然有个过程，《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根据这一记载，可以推断，后稷时代的周族应该已经步入农业时代，但显然证明其农业发展已经后进，至不窋则回复游牧状态，至公刘时期方才回复农业。可证明周族并非先进文明。但其北向入戎狄，似乎证明了周族作为诸夏部落与戎狄间依然存在些许联系。后来再次南下回到陕西，或者是因为受到戎狄的军事压力。但公刘后的周族显然实力进一步增强，南向扩张后最重要的助力可能就是与姜姓部落的联姻。此时周族才从原来的半农半游牧状态获得安定，并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国家。
此时周作为诸夏部落的一支，自然与东夷部落的代表殷商不和，双方关系颇为尴尬。但周此时主要压力集中于西北，对殷商而言，相当于为其防卫戎狄，因此，双方其实处于一种“利害共存”状态。但周利用泾渭谷地的良好环境和长期战争训练出之军事力量开始逐渐向东南扩张，尤其是向晋南扩张。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周族欲打击商朝的侧背，另一方面，或者如钱穆先生所推论，周族就起源于此处。是返乡意识推动了周族向此地进发，这一点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周族一直自认为是夏族后人，始终不忘与陕西古族夏人的渊源，无疑证明两者之间可能有密切联系，甚至可能有血脉联系。
周族灭商，显然也是利用了殷商的外在危机，先是平灭吞并了殷商在西北与周之间的多个方国（疑为东夷集团部落），并利用诸夏之间的姻亲关系连横合纵，才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但此时殷商为何迟迟不予反击，则是怪事。须知当时的殷商国力，可算得上是超级大国，动辄出兵数千人征讨周边方国。其军事装备精良，不仅完全用青铜武器武装，而且拥有战车。其军队更有严密组织，实力绝非周人可比。但为何殷商一直放任周族扩大自己势力无动于衷？目前分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开始周族并吞周边小部落，是在殷商的势力边缘地带，不值得殷商为此大动干戈。而到周族逐渐东扩时，殷商显然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军事力量应当已经主要用到另一方向，无力再对周族的扩张步伐予以牵制和打击。因此，到牧野之战时，出战的周军面对的商军，发现“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显然，这不是殷商的精锐主力。根据其他的记载，殷商此时国都极为空虚，这支抵御的军队是由奴隶临时征发而来，那么商军的自动崩溃显然就有合理的解释。
那么商军主力在哪儿？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东方。此时东夷集团内部权力争夺极为激烈，商军主力可能正在东夷平叛，根本不及赶回。时事百转，昔日殷商灭夏的做法正好给了周灭商以学习的榜样！
军事上遭受惨败的商人由于中央王室的毁灭出现裂解。一部分仍留在原地，等待战胜者的裁决，另外一部分则不甘被昔日的属国所统治，开始了长途迁移。今天可考证的，西南三星堆文化就是迁徙的商人一支所创造的文明，这一支可能与当地部落争斗、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另一一些迁徙的商人则选择了北上或者南下。在朝鲜有箕子率5000人立国朝鲜的说法。但一方面因为古朝鲜灭国颇早，因此没有流传太多史料，另一方面，今天历史和考古较发达的韩国所提出的史料由于多种因素伪证过多，基本不可采信，因此，箕子朝鲜说恐怕更多的还是要在国内采集证据，或是等韩国历史界恢复客观认知以后方可寻找证据。此外，可以确信，商人也有部分南逃至江左，但今天已经不容易找到其迁徙具体路线。部分美国学者考证，美国印第安人可能与殷商后人有某种联系（迁徙路线为白令海峡？），但此说仍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目前只能存疑中。
周灭商，从王朝史上是一件大事，从民族史上则更是一件大事。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周公。
周公最伟大的建树不在于他帮助武王伐纣，而在于他在武王突然死亡后主政所建立的伟大封建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安定了周朝八百年天下，让原本仍然混立的华夏诸部落融合成为真正的中原主体民族。
周公封建大概分为两大步骤，一是武王灭商之后，为了重建战后秩序、巩固新王朝统治所做。鉴于殷商残存势力仍然巨大——类似当年商灭夏时。因此将纣王子武庚封于殷，周边分封周王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为监视，即“三监”。又分封了王室子弟、功臣，拱卫中央，收拾人心。这些诸侯，如鲁、齐、燕等，始封地都在洛邑南。钱穆先生考证说：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镐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近准城，此文王已开其基；由丰镐向东北，经营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武王灭商后不过两年即亡，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周公不就封国鲁，而在中央摄政，因此引发了“三监”叛乱，殷商余部群起响应，一时声势无两。为此，成王三年，周公东征，历经三年苦战才将叛乱彻底平定。这次征战彻底让地方势力放弃了挑战中央政府的想法。但也让周王室认识到了存在的危机。于是，周公开始了第二次封建。与第一次封建相比，第二次封建不仅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更奠定了未来近千年的政治格局。
1、周公封伯禽（周公子）于鲁，封太公于齐，这是诸夏部族首次抵达海滨。此两国为周朝东翼。
2、封康叔于卫，一举控制了盘庚以来的河北商地，将商本部残余于其他东夷部族分割，防止其再次联络，但又封微子启于宋，以示怀柔——宋地自成汤起即为商地，表明周人无意灭商，以安抚东夷诸族。
3、封唐叔于晋，建立周本部与卫的联络通道，以便及时对东方动静予以快速反应和支援。从后世看，晋的封建意义更为重大，这将在春秋时间叙述。
此次封建较之第一次变动颇大，燕北移至河北，鲁、齐东移至山东。这样就形成了鲁、齐两国诸侯与周王领将殷商后人的宋包围于中央，卫则就近监视，并通过晋与周王室通联。更重要的事，考虑到周本土距离宋还是遥远，因此，周公又建立洛邑为东都，常年驻有周精锐军队，始终保持对东方殷商余部的强大军事威慑。
在这样强大军事威慑保障下，周公又将周宗室其他人员分散安插在当时的中国版图内，位于各“异族”中间，将各异族间联络切断。最初，这些小封国出境颇为艰难，但在周军东征胜利的余威和洛邑等地的周常驻精兵的威慑下，这些封国终究能够生存，鉴于当时生产方式的简单性，很快这些封国即成长起来，成为王室的重要助力。因而，此种方式有效的防止了内部叛乱的大规模发生，一旦发生也能在最短时间内获知并将之平定。王室与各藩国形成了高度结合的统一体系，产生了强大的稳定性。周享国八百年，不能不说得益于周公设计的这一套制度。
然而，与后来西欧的封建所不同的事，周公所创立的封建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分封、军事控制那么简单，更包括了经济管理、社会组织构建和宗法控制。其中，经济管理即为“井田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事实上，井田制对于稳定周代初年的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后世对井田常有非议，但实际上那已经是春秋时期，与周朝初年人口稀少、土地众多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百里先生曾认为井田制是藏兵于农的一种预备兵制度，于后世府兵制类似，此说恐非无理。社会组织则为最底层的奴隶（隶农？）——国人/野人——士——大夫——诸侯贵族——周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相当部分学者认为，西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王朝，而非奴隶制社会，而秦王朝非但不是封建社会的开始，反应是封建社会的结束。从今天考古的文献集发掘出的文物看，此说恐怕更有道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是宗法制。宗法制度即为：天子与诸侯、士大夫都用嫡长继承制。天子为天下宗亲诸侯之共主，称为“大宗”，因而后世又有“宗周”的说法。各国诸侯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封地则为“大宗”。诸侯所封的兄弟子侄这些宗亲又为诸侯之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五世而迁。小宗从大宗，大宗从天子之宗周，则此，天下即为一家之天下，天子即为一家之家长。此制度由于极具备稳定性，因而很快推向全民族，成为民族融合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华民族此时分解出的各个分支，几乎全部为宗法制度所控制。此制度在中国流传了三千年，至今仍有巨大影响。
周的统一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统一，更重要的事，其政策为周朝境内的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其他方向的许多原属于华夏族群，后又分离的小族群、部落也纷纷回归接受周的统治，学习周的文化——例如飘花所属的满族，其相对可信的起源说就是——我祖原自黄帝后裔，至周复归中华。
周朝享国八百年，王室与诸侯间通婚频繁，显然从血统上逐渐消融了原有的族群区分，而在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支持下，中原文明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形成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形成“民族”的必要条件，这是客观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但是中原诸侯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国”的意识，此种“文明”意识，即为民族形成向心力的起源。华夏族群原来的母族之一的西戎，现在已经被视为“异族”、“北虏”。周王室整个前期，一直都在与曾经的母族作战，防卫本土，也保卫着中原诸侯不受北方侵犯。此外，南方的楚地也开始兴起，对周王室和中原文明构成了另一个严重威胁。由此，本文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春秋。